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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小刚电影《一九四二》热映，带动了全国媒体对1942年河南大灾荒的追忆和挖掘，让这段差不多已经尘封半个世纪的历史重见天日。但我发现，大家只是追寻灾荒的起因和惨状，只是关注灾民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却始终没有人注意到那么多灾民是怎么解决居住问题的。

　　灾荒的起因是什么?是1938年花园口被炸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使我的老家豫东平原遍地盐碱，使黄河南岸蝗虫蔽天，同时也是因为国民党政府上苛下贪，征粮过重，贪污过多，夺走了老百姓仅有的救命粮。当然也跟时局有关：日军侵华，交通阻断，基层官吏即使不贪，救灾物资也很难及时运到灾民手里。

　　灾民从哪里来?开封、郑州、洛阳、南阳、新乡、驻马店……大半个河南都在逃荒。当时河南三千万人口，至少三分之一都在流亡，这其中也有我的二爷李春荣，他一路乞讨去湖北襄樊投亲，新中国成立后成了襄樊农场的职工。但是绝大多数灾民逃亡的方向不是湖北，而是顺着陇海铁路一路向西，有的在途中饿死，有的在西安定居，有的西出咸阳来到宝鸡，还有的从咸阳下火车，爬上咸(阳)同(川)铁路上缓慢行驶的运煤车，一路向北抵达铜川。

　　粗略估计，逃荒的河南灾民有一千万，逃到陕西的有六百万，而最后定居在宝鸡和铜川这两个地方的灾民，至少有三百万。前些年老有人问：宝鸡为什么号称“小河南”?铜川煤矿的矿工为什么会讲河南话?原因无他，就是因为当年逃荒过去的河南灾民太多了。

　　宝鸡和铜川都是小城市，人口原本稀少，可是1942年以后呼啦一下子涌过来那么多河南人(其实早在1938年黄河决口以后就有河南灾民逃往宝鸡了)，城里和近郊的乡村自然变得拥挤起来。

　　单靠想象，我们会以为逃荒的都是穷人，都是没有饭吃、没有钱花的佃农，其实不然。至少从1943年开始，豫东平原上拥有上千亩地的地主和郑州城里开着绸缎庄的富商也在川流不息地逃往陕西。这些富人不缺粮食，但是他们缺安全——方圆百里都是饿红了眼的饥民，抢大户的事情在乡村和城镇都时有发生，与其在老家被抢，不如收拾细软搬到安生的地方颐养天年。还有的朋友会说：灾年地价低廉，他们不是刚好可以留在老家兼并土地吗?没错，是有一批没见过世面的土老财趁机兼并土地，可是兼并到手之后没人租种(强壮劳力都逃荒去了)，而国民政府和伪政府轮番征收的苛捐杂税一文钱也不能少，再加上1942年年底河南省政府出台了一个《保护农民不动产临时办法》，规定当时购买的土地或者房屋可以在五年以内让卖主照原价赎回，这样兼并来的土地反倒成了负担。于是醒过神儿来的土老财也走出河南，去西安、天津、咸阳、宝鸡等城市买房定居，客观上推高了当地的房价。

　　至于占人口最多数的饥民，他们刚开始是没钱买房的，只能在铁路两边以及郊区河滩地搭起简易的席棚，形成了一眼望不到边的河南式贫民窟，时称“河南棚子”。席棚易燃，1943年一场大火，整整烧了两天零一夜，把宝鸡河滩地的“河南棚子”烧了个干净，很多灾民在睡梦中惨死在大火中。痛定思痛，大家开始通过租房和挖窑洞来改变居住方式。

　　到了抗战胜利前夕，逃到陕西的河南灾民已经基本扎下根来，很多人靠着挖煤、缝衣服、卖小吃、拉人力车和沿街摆摊挣下了置办住房的钱，就开始自建瓦房或者购买瓦房，给开发商和包工头带来了滚滚财源。

　　现在宝鸡市渭滨区政协文史办有位武先生，他的父亲当年从河南逃荒过去，曾经组建一支工程队，专门给需要住房的河南同乡建造起脊的瓦房，挣了不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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